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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仍处高位,宏观调控如何继续

2011-10-17 10:30:56      来源:南方日报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9月份CPI数据显示,9月份CPI同比上涨6.1%,涨幅较8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这是此前CPI同比连创新高之后连续两个月小幅回落,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也连续两个月回落,显示通胀高点已经过去,拐点基本确立。尽管如此,当前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未来一段时间物价仍将在高位运行,稳定物价总水平依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鉴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未来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因素,货币政策放松言之尚早。如何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继续控制物价?依然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未来政策重点宜在调结构转方式、适当减税、推进利率市场化上

  放松货币言之尚早,定向宽松成主要取向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1%,环比上涨0.5%,CPI连续四个月处于6%以上高位,但相对6、7、8月的6.4%、6.5%和6.2%略有回落。9月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涨6.5%,环比下降0.1%,显示上游价格压力已经下降。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虽有所减轻,但新涨价因素仍然存在。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短期内宏观政策将不会调整,而在经济放缓形势下,各项改革应得到及时、稳步推进。

  紧缩政策成效初显,预计整体通胀水平进一步下降

  CPI同比涨幅收窄,意味着紧缩政策成效初显,未来仍存在多种有利于价格回落的因素。节日效应的结束,秋粮丰收以及生猪出栏周期的到来,基础金属铅锌铜铝及成品油价格下调,加上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减弱,预计整体通胀水平将于10月进一步下降。抑制通胀的积极信号也在不断加强,央行14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信贷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5.6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7亿元。其中,9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700亿元,同比少增1311亿元,较8月份少增785亿元,为21个月以来的新低。此同时,人民币贷款增速也下降至15.9%,为近3年来首次降至16%以下。可以预计,未来短期内,价格总体趋势有所回落。

  诸多价格上涨因素仍然存在,至明年上半年CPI仍将高位运行

  但也存在诸多价格上涨因素。一是全球金融持续动荡,西方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延续,对我国压力犹存,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口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出口价格涨幅,输入型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二是当年巨量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在未来半年内难以完全消除。三是长期来看,资源、能源、环保等要素价格将总体上保持上涨态势。四是政府投资过热导致的经济过热,近期内不会改变,未来只要不放弃对投资这驾马车的高度依赖,这种情形导致的物价压力就将持续存在。五是我国人口红利优势减弱、政府增加农民等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政策导向,将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导致通胀局面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改变。可见形势仍不乐观,预计CPI今年年底之前难以降到5%以下,明年上半年亦将高位运行。

  放松货币言之尚早,定向宽松将成为主要政策取向

  因此,控制通胀仍是当下宏观调控的第一要务,放松货币言之尚早。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势必引发物价的新一轮暴涨,不但紧缩努力功亏一篑,而且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但应该注意到,目前经济发展形势也不乐观。欧债危机短期内解决无望,对我国外需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四季度经济将会差于预期;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重压,企业出口雪上加霜,中小民企利润已低至极限,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终端需求快速回落。经济增速回落加快逐渐成为市场担心的重要问题。鉴于目前诸多复杂的不确定因素,货币政策仍将处于观察期,短期内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偏紧,但不会进一步加码。

  从近期看,定向宽松将成为主要政策取向。日前,国务院出台税收优惠、信贷倾斜等9条措施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这实际上彰显了决策层的经济智慧,在保持持续性紧缩政策的情形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局部问题局部解决。预计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外围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形势和总体信贷紧缩继续的情况下,未来信贷投放将向三农、小微企业、保障房等领域定向放松。

  调结构转方式、减税、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未来政策重点

  从长期看,笔者认为未来政策的重点至少有如下几个。

  一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目前经济放缓,正是调整结构的重要契机,要在减速中寻找增长的平衡点,完成经济结构转型,进一步改变高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要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且,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作用,引导资金的投向,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的方向上来。

  二是切实减税。未来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减税。虽然目前经济放缓,但据前几季度数据估算,今年财政收入仍将超10万亿。事实是,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适当减税值得高度关注。减税虽然会在短期内减少财政收入,但对于企业发展、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来说,善莫大焉。

  三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根源于货币政策的收缩,但与金融机构利率结构僵化也有着很大关系。事实是,真正的“市场化利率”已转移至民间借贷市场中,形成了高利贷。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各种经济主体获得竞争性市场利率下的信贷支持,同样享有应得的市场待遇,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必须加快试点、有力推进。(谭丰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令人担心的是支撑实体经济的需求力量同时减弱,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正受到伤害

  支撑价格高位运行的力量逐步减弱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6.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5%。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持续快速上涨,2011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近几个月CPI同比上涨均超过6%,但7月、8月、9月同比增速逐渐回落。未来物价水平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是否出现徘徊或“拐点”?此时,我们需要厘清支撑物价高位运行的力量会产生什么变化,才能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支撑价格高位运行的货币力量在减弱

  近年来支撑价格高位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但这一力量目前正在减弱。2011年6月末至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直在78万亿元左右徘徊,而同期反映即期市场需求与经济活力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却在持续下降,由6月末的27.5万亿元下降到9月末的26.7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流动性逐渐出现趋紧的态势。货币力量减弱,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发挥了相应的紧缩效应或滞后效应

  政府调控紧紧依靠“有形之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各种手段“挖大坑”,把银行信贷资金圈进“池子”里,金融体系融资规模受限。另外,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也使前几年支撑经济运行的非正常货币因素被抑制下来。

  二是国际热钱流入速度开始放缓甚至转向。

  近年来我国货币量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热钱流入,倒逼中央银行被动投放货币,外汇储备增加。但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26万亿美元,9月末下降到3.20万亿美元,这是近3年来少有的现象,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入尤其是热钱流入在减缓。

  三是国内资金外流

  近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家财政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金融机构商业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在不断加剧;美国的债务问题亦未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国际市场资金链比较紧张。国际上直接或间接主张“中国资金救欧洲”的呼声不断,国内资金外流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必然反映。另外,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境外购物、境外旅游也带动资金外流;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也将呈现加大的趋势。

  支撑实体经济的需求力量在减弱

  比货币力量减弱更令人担心的是,支撑实体经济的需求力量也在减弱,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正受到伤害。

  一是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老板频频“跑路”,鄂尔多斯多家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正在成为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的温州之行,表明高利贷及其效应已经开始伤害到中国经济的筋骨了。这是金融体系非对称发展的结果:国有正规金融体系强,民间金融体系弱;民间吸收存款是违法,民间放款却不违法。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产生的最为严重的连锁反应是失业,这将产生生产性需求与生活性需求的下降。

  二是高成本倒逼产业转型。

  近年来源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商品金融化现象。大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民工荒”在未来也许会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必将步入高工资时代。这将倒逼企业转型,要么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生产率,要么外迁,要么倒闭。其中,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或倒闭,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意味着企业必将分化,大规模平面扩张式的生产性需求力量将分化。这表明,扩大内需,重在产品开发与创新。没有企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很难夯实。

  三是凯恩斯式的政府需求不宜扩大

  2008年11月以来,中央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目前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不允许再用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应对尚可;对国内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政府应该增进市场,实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握手。因此,我们不能依靠经验理性,不能期望政府紧急出手。

  四是外部需求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其一是人民币升值产生的汇率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出口。其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连锁反应,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其三是发达国家重提“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中国面临的外部市场竞争将加剧。其四是近年来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成本不断增加。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的每一次展现都必将不同。2011年中国经济的情形与2008年极为相似,但又极为不同:2008年主要是外部冲击,2011年主要是内部冲动的累积;2008年主要是货币领域,2011年主要是微观基础。

  综上分析,中国物价水平已经处在较高的绝对水平,支撑物价快速上涨的力量将逐步减弱,将出现“绝对水平高,增长速度缓”的局面。正所谓:高位运行“终”有时。(刘金山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若重新回到“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老路,既不能走出用浅层次手段去解决深层次矛盾的误区,还将失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难得机会

  稳健货币政策并非中小企融资难主因

  温州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引起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越演越烈的“借贷难”问题已证明稳健货币政策完全失败,建议中央尽快放弃稳健货币政策。笔者认为,“借贷难”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质疑表明,“借贷难”问题折射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将更加突出,必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体制机制弊端,才能有效解决“借贷难”问题,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找准解决“借贷难”问题的突破口

  从2008年开始,我国采取了宽松的刺激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投放了大量货币以及财政资金,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我国经济陷入衰退,成绩有目共睹。但天量信贷投放市场,结果使市场流动性泛滥,刺激了物价上涨,遏制通胀已经成为今后三两年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稳健货币政策不能半途而废,否则通胀死灰复燃,以后再控制就会更加困难。

  我国此次紧缩银根政策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通胀的蔓延,但本轮调整还没有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融资难问题。由于央行此前一直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控制市场流动性,而迟迟不愿加息,这样不仅不能明显缓解市场的通胀压力,而且人为导致市场资金饥渴症,从而出现了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现象。

  如果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放弃稳健的货币政策,重新回到“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老路,这样既不能走出用浅层次手段(大规模发行货币)去解决深层次矛盾(产能过剩、结构扭曲、创新能力不足等)的误区,还将失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难得机会,从而使经济社会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只有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找准解决“借贷难”问题突破口,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才能有效解决“借贷难”问题。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很多官员和学者从关心中小企业的善意出发,长期以来大声疾呼反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但问题是低利率不但实现不了保护的目的,还因为信贷的无法获得而把中小企业推向真正的高利贷。如果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必将在全国范围内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从而使很多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增加融资机会。只有按照“十二五”规划,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对贷款利率的上限管制,才能真正改变数以万计中小企业的命运;同样,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也必将促进商业银行改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其风险控制能力和经营业绩。

  探索利用资本市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并且,扩大直接融资还可以化解企业融资单一依赖银行造成的风险。

  今年9月22日,工信部正式发布《“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继续壮大中小企业板市场,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完善中小企业上市育成机制;完善创业投资扶持政策,稳妥推进和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探索发展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特点的债务融资等创新产品。

  除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继续扩容之外,“新三板”的扩容也非常重要,它是探索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场外市场的建设模式,探索利用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具体途径。新三板作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其扩容对于解决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式。

  发展债券融资也是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因为银行的贷款主要针对规模以上的企业,中型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非常难。债券融资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但目前中小企业通过债券融资最主要的困难就是中小企业的发债信用不足,这就要求有政府的贴息,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但这只能够满足部分中型企业的需要,而不能够惠及所有的中小企业。今后企业债券的发行需要降低门槛和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方便中小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突破中小企业融资难

  要支持中小企业,不能仅靠国有大型银行,而是要靠中小金融机构。政府的作用是放手让地方先行先试,有了成功经验和办法后,及时通过政策、法律的方式予以合法化,给市场中的新生事物合法地位。

  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还必须走出民间借贷的误区。调查发现,民间金融活动方式多样,很了解客户的情况,因此,这些民间借贷的不良资产率很低,风险低、坏账少。从健全金融体系的方面看,也要将民间金融活动纳入其中。

  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还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目前在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运作得都不好,就是因为不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只贷不存”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谓金融就是要发挥中介作用,不仅要能贷款,也要能吸收存款,只有让社会闲置资金运转起来,才能够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郭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采取综合措施

  应对物价上涨 

  今年前三季度,物价持续高位运行,说明稳定物价的任务依然相对严峻。针对价格上涨由各方面原因引起的客观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综合措施治理和应对价格形势。

  坚持把保障民生摆在首位,形成在物价上涨情况下切实保障民生的体制机制

  物价上涨特别是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建设幸福广东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重视不要因为物价问题而降低了广大群众的幸福认同感。一般而言,消费品价格总指数的上涨不能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且应该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居民的实际收入才会有所增加,群众才会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不能影响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采取恰当的措施。一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给群众发放一定的物价补贴。二是充分运用价格调节基金等手段,继续支持平价商店的经营与发展,确保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相对稳定。三是要从制度建设上加大创新和改革的力度。胡锦涛总书记今年8月在我省视察期间,明确要求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必须建立一整套跟踪物价形势,根据物价变化的实际情况对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水平及时调整提高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形成在物价上涨情况下切实保障民生的体制机制。

  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市场价格上涨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价格上涨。按照一般规律,在结构性价格上涨中,价格上涨比较合理比较正常的产品通常应该就是市场上相对供不应求的产品,生产企业会利用这样的价格信号加快产品的生产。政府要积极支持和促进市场上供不应求产品的生产加快发展。根据现阶段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较快的情况,必须进一步落实各项措施支持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得到发展,想办法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科技和信息等方面的帮助和扶持。针对当前阶段物流成本较高的情况,要积极促进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物流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强化对企业的服务和支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成本。从较长时期来看,要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符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需要。我们要利用好当前价格上涨的作用机制,指导和引导投资结构的调整,切实保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和实际效果。这要求加强价格预测,科学编制价格指数,加强价格话语权建设,引导和调控企业价格行为,从而强化价格机制的导向作用。

  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和规范价格行为

  要改革市场管理体制,加强市场调控和管理,加强市场软环境的建设,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市场行为规范,改进和加强市场行政管理。一是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力度。一些不良企业,包括外国有些在中国的连锁超市客观上都有价格欺诈行为;有些不良企业还会囤积商品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实行价格欺诈;有些商贩会“搭车涨价”,哄抬物价。对于这些价格行为都应加大整顿、治理和引导的力度。二是恰当地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整顿流通领域中客观上存在的某些获取暴利的市场经营行为和经营策略,抑制过度投机。三是继续做好清理和整治乱收费的工作,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的负担,防止各种收费对价格上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加强价格监督检查。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找准价格监管重点,加大举报投诉受理和解决的力度,灵活化解各种价格矛盾,营造和谐价格关系。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物价上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控制货币发行,善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调控,控制流动性泛滥等对于稳定当前阶段市场物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关系到深层次体制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取得效果。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对于价格的上涨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利用价格机制形成了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这种现象一方面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另一方面加剧社会分配不合理格局。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应该在这方面打开深化价格调控的突破口。(李新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代洁(实习生)